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今年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再次强调这一战略部署。养老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金融与养老事业良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工具。其深层逻辑，可归结为三个维度——“盘活经济存量、用好经济流量、提高经济质量”。
一、养老金融的“三个角色”
第一，养老金融是盘活经济存量的转化器。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程度深、速度快、区域差异大，同时未富先老使得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之间的目标张力更强。但我国应对老龄化也有自身独特的“三多”优势，即国民储蓄多、国有资产多、外汇储备多。我国总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5%左右，国有资产总额超140万亿元，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美元以上。应对老龄化的“家底”是厚实的。
这注定了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发展养老金融上的动机不同。西方重在提高储蓄，增加储备。而我国则在于畅通循环，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养老金融，将短期化、无规划、无税收优惠支持的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转换为期限更长、锁定用于未来的、有政策支持的养老储蓄和企业年金基金，增强民生预期稳定性，进而提振当前有效需求、驱动经济内循环。
第二，养老金融是用好经济流量的平衡器。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持续增大。2024年，基本养老保险各级财政补贴已逼近2万亿元，且呈逐年扩大趋势。若单纯依靠第一支柱提高缴费率或增加财政投入，不仅加重企业负担，还可能挤出其他民生支出。养老金融的使命，正是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分配养老责任：政府守住民生保障底线，确保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保障；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通过市场化运营弥补替代率缺口，帮助家庭和个人实现生命周期消费平滑过渡。根据国际经验，老龄化对政府财政体系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老龄化进程中，各国政府都倾向于将财政资金更精准地用在刀刃上。这种“财政保基本、市场提质量”的格局，既能减轻中长期财政压力，又能增强市场循环力量，提高经济活力。
第三，养老金融是提高经济质量的助推器。“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本质上是投资于未来。无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转型，还是加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大规模、超长期的稳定资金支持。养老资金天然具备长期性、稳定性，是典型的“耐心资本”。若仅配置于短期资产，反而易受利率波动带来的再投资风险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仍在于经济增长，只有通过投资未来夯实发展基础，养老保障体系才能获得持续的资源注入，实现可持续运转。养老金融在“提高经济质量”中扮演着支撑循环、夯实根基的重要角色。
二、当前养老金融面临的“三大短板”
尽管我国养老金融已取得积极进展，但对照“盘活存量、用好流量、提高质量”的战略目标，仍存在三方面突出短板。
第一，存量盘活方面，表现为激励机制不足、资产转化存在梗阻。税收优惠是推动养老金融发展的关键工具，但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覆盖面较窄，且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例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比重约为43.5%，我国则只有9%。这使得以税收递延型（EET）为特征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吸引力不足。应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优惠政策路径。例如对于中小企业和自雇者设立单独的更高水平的免税额度，甚至对未缴纳个税的低收入群体可给予配套补贴。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我国住房资产占家庭财富比例达88%。但“以房养老”业务受限于产权期限、评估机制、市场认知等因素，发展缓慢，大量居民财富无法在养老阶段有效释放。
第二，流量配置方面，表现为三支柱结构失衡、功能定位需优化。我国养老保障体系长期依赖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积累额远超二、三支柱。而美国二、三支柱合计大约是第一支柱积累额的15倍。我国第一支柱缴费率也远高于OECD平均15.4%的水平。“一支独大”的格局挤压了第二、三支柱的发展空间，也给财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理想的模式应是第一支柱聚焦于公平，而将效率提升功能让渡于市场主导的第二、三支柱。
第三，质量提升方面，产品创新滞后，对国际市场利用不足。从供给端看，当前养老金融产品多以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为主，尚缺少与通胀挂钩的债券、养老REITs等多样化工具，个体层面也需要更多联合生存年金、倒按揭等产品，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不同年龄阶段的需求。除此之外，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的风险来自于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结构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基金规模与未来养老金支付高峰的潜在需求相比，仍需进一步充实。要进一步推动养老基金更好保值增值，提高养老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水平。
三、以“三个结合”推进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
破解上述困境，建议做好“三个结合”，构建中国特色养老金融发展路径。
第一，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化制度供给。政府应聚焦基础性、兜底性职责，适度降低第一支柱规模，腾出空间发展二、三支柱。强化第一支柱的再分配功能，提升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在市场侧，制定中国特色养老金融税收政策，可针对自雇人与中小企业设计差异化的免税额度与条款。此外，更广范围借鉴行为经济学“默认选项”机制，引导企业将年金参与设为默认项，鼓励地方政府开发城市层面的个人养老金默认投资组合，提升二、三支柱的覆盖水平。
第二，统筹微观、中观与宏观，构建多层次推进体系。在微观层面，核心是调动家庭与企业的力量。帮助个人和家庭特别是年轻世代及早意识到养老风险。激励企业将建立企业年金或提供养老储蓄计划作为吸引人才、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在中观层面，引导金融行业积极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在宏观层面，需要优化三个支柱的设计分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
第三，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形成闭环生态。一是要打通创新链。探索养老基金投资REITs，开发对接养老社区、护理服务等的实物给付型产品。监管机构营造包容审慎的创新环境，积极探索沙盒监管，平衡创新与风险。二要激活产业链。养老金融的最终出口是“银发经济”的实体经济领域。应引导养老资金优先投向未来科技、新基建等长期回报领域，以及养老社区、智慧养老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形成金融支持产业、产业反哺金融的循环。三要优化资金链。核心是畅通“养老储备到有效投资”的循环转化通道，盘活存量经济资源。四要夯实人才链，培育具有专业精神和高尚职业道德的养老金融规划师队伍。
养老金融之“大”，不在于金融市场体量之大，而在于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晚年安宁，一头系着经济循环的韧劲与活力。写好这篇“大文章”，既是兑现“老有所养”的民生承诺，更是破解老龄化时代经济结构性难题的战略钥匙。在“十五五”期间，以养老金融为抓手，让存量流动起来、让流量配置精准、让质量持续提升，必将畅通经济与民生良性循环，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银发经济团队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来源：解放日报 2026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