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任务中，第一条就特别强调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这一重大任务。近年来的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常见的“黑天鹅”、“灰犀牛”都对重点产业链和供应的稳定和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形势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规则重塑带来“脱链”风险大，重点产业对外依赖高导致断链风险大，协同不够以致补链成本高，串链政策不畅形成的稳链强链挑战大等四大掣肘。需要进一步夯实工业经济的压舱石作用；以改革开放推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强化产业链政策的集成性功能，提升产业链韧性与价值。
一是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2-4万美元之间，意味着目前我国人均GDP要翻1-1.5番左右，这就需要经济至少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速。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工业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性大，重视工业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抗经济波动能力强。中国这样的大国，推动工业稳增长是推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抓手。首先，引导并稳住工业发展预期，通过实施精准的降本增效措施，释放支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其次，加大技术改造支持和制度创新力度，提高工业投入产出效率。第三，坚持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双向赋能发展，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形成传统产业与新优势产业的合力。
二是打好改革开放牌，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首先，对标国际高标准，加快关键领域改革开放试点。在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港等地方充分利用中国加入CPTPP、DEPA、RCEP等区域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的机会，加快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合资企业股权比例放宽、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相关税收、政府采购、投资者-政府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议题先行先试，为参与全球高水准产业链提供基础。其次，引导“走出去”企业在目的国产业链薄弱环节发力，通过补短方式赢得供应链合作机会。在安全可控的原则下进一步降低外商外资的进入门槛，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渗透力和引领力。优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准入机制。第三，探索在数字绿色低碳领域的立法工作，增强与欧美在上述方面的对等合作与竞争。目前欧盟和美国都通过立法方式保障其在数字化、绿色化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与创新等。我们可以对标欧美高标准的数字化、绿色化法案，在低碳技术创新、数据流动、监测监管等方面重点考虑，在应对国际竞争与国际制裁上利于维护相关产业和企业的正当发展权益。
三是从单点产业政策向集成性的产业链政策转型，提升产业链韧性与价值。与传统产业政策相比，产业链政策更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注重链接过程。产业链政策转型重点应实现“节点”政策、“链接”政策的聚焦，进而提升产业链韧性与价值。首先，强化产业“节点”政策，加强产业链补短锻长。优先支持产业网络中节点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发挥“重点企业服务包”政策的作用，解决政策“最后一公里”难题。提高产业政策精准性形成支持合力，在关键核心领域用足各项政策，鼓励部门、央地政策联动与配套，形成政策支持的“爆点”。其次，强化产业“链接”政策，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与协同。重视串链政策，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整机企业牵头或参与原材料、零部件的技术攻关与验证，搭建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标准与验证平台，提升上下游企业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可用性和工艺水平。鼓励链主企业牵头建立创新联合体、产业链共同体、产业研究院等公共服务平台，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与韧性。支持链主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在验证场景上支持大企业、大平台提供技术验证场景；通过推出融合试验场景，支持大企业和科研院所联合打造中试基地和验证平台，推动重点产业加速孵化；通过发布综合推广场景，加速应用迭代与产业化。围绕重点产业领域，优化供需对接产业链平台发展。实施“产业电商”平台建设计划，加快推动“产业电商”集群发展。加快产业链数据平台建设，促进供需双方有效对接。提升供应链金融的 “共赢链”能级，形成供应链优化升级共同体。支持其发展“大手牵小手”的供应链金融。第三，以更符合国际通行规则支持方式替代财政补贴等传统产业政策手段。改变传统的财政直接补贴方式，转向更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和规则的支持手段。调整补贴模式，对标世贸组织规则和欧盟规则，减少专项性补贴，强化普惠性和透明度，由补贴企业更多转向补贴需求端，在绿色、低碳、环保等允许豁免范围内进行补贴调整。完善重点产业合规补贴、企业审查等方面的合规建设，更好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接，降低“双反”风险，做好重点产业企业出口和海外投资的合规检查工作。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作者：余典范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团队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