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这不仅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始终坚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火、“北斗”指路等一批重大成果的集中涌现，无一不彰显我国在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力度。然而，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仍存在前沿领域人才紧缺、科技统筹能力不足、科技资源分布不均、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等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以更大的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力度来解决。
一、深刻理解科技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科技体制改革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的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则有助于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促进颠覆性和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体制改革还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而人才是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堵点。科技体制改革将根据当地的关键需求和条件创新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使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促进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的发展。
科技体制改革是获取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放眼国际，科技领域已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承压区”和“角力点”，其背后实际上是制度与文化的比拼。中国要想在这一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科技体制改革是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目标，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从依靠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的新发展模式转变。科技体制改革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科研效率和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科技体制改革是我国赢得未来的必然要求。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国家创新体系正遭受外部环境的巨大冲击，同时内部体制机制的矛盾也使创新主体对科技体制改革有强烈的诉求。从发展全局看，科技体制改革在国家改革全局中发挥着引领性作用，支撑和带动了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同时也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科技体制改革，中国可以在全球治理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人类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完整把握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以科技体制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能否把握改革中的关键环节，能否实现科研模式、人才培养、统筹协同、科研评价、成果转化等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
坚持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并重。有组织科研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在重要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自由探索是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二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一方面，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成体系建制化模式组织科技创新活动。这一过程需要整合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各方资源，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形成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新时期的有组织科研不应局限于类似“两弹一星”的大科学工程，而应建立起鼓励冒险、允许失败的自由探索机制，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范式变革期，自由探索的空间被无限打开。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技体制改革必须有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等工作的强力支撑。一方面，高校要以自身学科优势为基础选择主攻方向，强化与国家实验室、新型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的协同创新与合作攻关；要突破现有学科思维约束，结合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应用，探索建立新兴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开展从基础到应用的贯通式研究。另一方面，要优化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基础研究人才的长周期、贯通式培养模式，建立有利于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探索项目制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与科研院所、企业等联合建立创新人才实践基地，培育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
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统一领导。发挥中央科技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包括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解决重大方向问题等；利用国有资本的战略性、牵引性作用，引导资金聚集于强外部性的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地方政府要加快布局新型研发机构，更好地扮演“学研产”创新链条上的“链接器”角色。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以市场为纽带，把研究开发、产品转化、监管服务等不同类型的单位链接在一起，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建立健全政府部门与社会企业进行联合研发、成果孵化、共同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机制；根据不同类型的科技项目，灵活采用“揭榜挂帅”、“悬赏制”、“赛马制”等任务管理方式，激发全社会参与科技创新积极性。
坚持面向全领域的科技改革。一是兼顾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走出去”。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单打独斗，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一方面，要发挥国家重大外资项目牵引作用，引导全球资源积极参与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设立研发中心，或与本地机构合作组建国际研发联盟。另一方面，要加快布局海外开放创新体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创新合作区等。二是打造军民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军工和民口单位是军民科技资源共享的主体，要明确地方军民融合委作为统筹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责任主体；加快建立军事和民用科技网络联盟，以等量交换、有偿共享、公益使用等方式来推动军民科技资源双向互动。三是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机制。鼓励科技领军企业打造适合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发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和场景；组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针对大企业配套需求开展技术攻关。
坚持科研评价“破立”并举。一方面，坚定性地破“四唯”。不是简单地破除数论文、算因子、记工分等人才评价标准，而是要破“四唯”导向下传统人才评价中阻碍人才活力释放的制度要素，包括评价主体错位、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方法僵化等。另一方面，建构性地立新标。要确立以质量、贡献和绩效为核心的多元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评价制度，对不同团队以及团队不同分工要有不同的考核方式；探索长短周期、不同频次的考核机制，适应不同类型科研活动的规律。
坚持科技成果长效转化。首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容错机制。明晰改革失误免责条件，保护勤勉尽责、出于公心、未谋私利的科研人员。对于周期长、难度大、不确定性大的基础研究，要壮大耐心资本，为其提供稳定的金融活水。要加快建设产业转化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打通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其次，完善科技成果产权保护机制。加快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立法，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信贷支持。优化专利资助奖励政策和考核评价机制，更好保护和激励高价值专利。
作者
徐 飞：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数字化创新创业战略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商学院教授
陆亮亮：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