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5日，《社会科学报》迎来创刊40周年。自1985年创刊以来，作为全国首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报刊，本报始终聚焦社会现实、理论前沿与学术进步，以理论文字见证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值此40周年报庆之际，本报推出“名家访谈”系列，以期以思想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与理论学术共同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社会科学报：请问您如何理解新发展阶段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发展？
刘元春：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党的二十大之后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不断丰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伟大复兴”，即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起到战略核心的作用。2023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术语的革命，也是战略体系的全面提升，它标志着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学理化、体系化上进入一个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这个术语革命而进入新阶段，值得我们在理论和战略两个层面深入学习和研究。挖术语，为习总书记经济思想战略体系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石。
例如，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并没有系统深入的阐述。对于政府与市场如何在生产力发展、技术革命、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系统阐述了政党、政府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安排。同时，对政府与市场因地制宜推进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根本上填补了现代创新理论和增长理论中对于政府以及政府与市场形成合力等方面的空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思维的界定，突破了传统的市场与政府相互对立的“二分法”。它从“促进论”的角度，在进一步认识中国制度优势，特别是政府在宏观治理体系和整个创新体系中的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和政府能够有机衔接，形成发展创新的活力。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特别是在“两个结合”方面，探索了落后国家生产力的新发展新规律，提出了技术赶超的新范式。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涌现了大量的科技颠覆性创新、产业深度升级与资源创新性配置，中国在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创新场景。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一轮生产力发展的新规律以及技术赶超的新规律，无疑是正当其时，也是理所当然。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实践层面提出了因地制宜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在理论层面全面总结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基本特征、核心动力和战略举措，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发展，是人类关于技术进步、创新发展的新理论总结。
当然，党的二十大之前提出的系列范畴，特别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阶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与理论价值。比如，新发展理念提出“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不仅继承了原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现代发展理念，为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导原则。
社会科学报：请问需要在生产关系以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层面进行哪些改革？
刘元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的基础、环境、目标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原来以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为目标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机制体制的安排，可能会不适应这个目标，不适应新的技术和组织体系的发展。这要求我们对生产关系以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进行大量改革，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制度体系，要有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安排。
这表现在几个层面，一是政府体制在新发展阶段要有一些目标模式上的重构。1994年建构的分权体系，在过去为高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目前分权模式陷入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之中，陷入到唯GDP论的一些困局之中，同时也产生了地方政府债务高筑，运行困难的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财税体制上重新布局，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情分配上也要重新布局，要对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约束体系有全面的重构，这是十分关键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整个市场结构、市场秩序要有更全面的提升。这就要求在微观主体的重构上有新的举措，有效竞争秩序的建设必须在企业治理体系和市场秩序监管两个层面下功夫。因此，国企在股权结构、市场力量以及营商环境等方面的调整需要有新思路，市场结构、市场秩序要有新的基础。
我们在科创体系、产业升级上的布局都取得了伟大成绩，但部分传统行业的过剩产能难以出清、平台经济差异化定价以及战略性新兴行业内卷性定价，都要求我们在机制体制和市场秩序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和改革。例如，对于微观市场的重构需要多加考虑，避免产业政策很多、竞争政策偏少，出现部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细、过密的现象。改革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改革。
社会科学报：如何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新质生产力与一般的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有什么样的区别？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刘元春：习总书记谈的新质生产力所体现的是技术颠覆性的创新，生产要素创新性的配置，产业的深度提升。不能说有技术进步，有产业升级，或者说要素有所调整就叫新质生产力。它要求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变革要对生产方式、生产模式有根本性影响。面对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中国已经出现大量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已经达到了新跃升。因此，当下中国的战略任务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而是要真正抓住第四次技术与产业革命提供的契机，全面实现技术的并跑与领跑，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技术与生产力基础。这就要求我国生产力必须要有总量性的质变与跃升。简单推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难以达到这种目标的。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形成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的。它是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完成，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着科技自立自强，新型举国体系已建成，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全面展开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它又是面向未来的，即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带来了全面赶超的战略契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按照新质生产力的“五大战略”推进工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好好落实“五大战略”，还必须要走出“五大误区”，处理好“六大关系”。
“五大误区”是，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理解为技术进步，而没有认识到它主要着眼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等同于要素再配置，而没有认识到它专注于要素创新性配置；等同于一般的产业转型，而没有认识到它聚焦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将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简单等同于技术创新，而忽视了产业创新、制度管理创新。将新质生产力等同于先进技术或先进产业，忽视了技术的转化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与优化。泛化新质生产力，将新质生产力视为一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进行套，演化出“新质资本、新质人力资本、新质战斗力”等等。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所有举措和方法等同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举措，简单采取“先破后立”“零敲碎打”“闭门造车”“单手忙活”，而没有看到新质生产力在质态上的要求，在技术革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起到的系统性革命和变革的作用。
“六大原则”是，必须处理好统筹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基础研究、产业升级与微观获利的关系，以构建有效的激励体系；必须统筹好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开放的关系；必须统筹好顶层设计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新兴产业壮大与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必须统筹好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报：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如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刘元春：未来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定要进一步完成新的战略目标。提升关键技术的一个前提是建立工业体系，要求技术能够逐步朝“先进”“新兴”和“未来”迈进。通过模仿进行赶超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要求技术进行自我创新。大量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无法从市场购买获得，需要创新链，需要通过新型举国体系来完成。这就要求我们走向工业化，要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过程中实现创新。只要有产业链，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创新链。比如，从基础研发到技术创新，到产业化，再到市场化，既是一个产业链，也是一个创新链。同时，创新链的构建以及产业升级，要求现代金融进行匹配，需要相应的人才素养上升到新高度。
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大国核心竞争力构建的关键。新型工业化就是要围绕新发展格局，为国内大循环的高效顺畅循环，在极端状态下能够高效顺畅循环创造条件，因此我们的工业化还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安全体系。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形成最前沿的竞争力，从而使企业具有盈利率和创新力、竞争力。通过这种融合能够使企业的竞争力、盈利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从而形成创新。政府的产业政策很重要，特别是在创新体系的构建上，要发挥一些引导性的服务。政府不能简单地取代市场，而是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不是相互替代。
社会科学报：请问如何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刘元春：现在的金融机构要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这五篇大文章上面下功夫，支持创新。
金融产品的创新，一是要大力发展天使基金。二是要成立政府的产业基金和科创基金。市场导向性的基金，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传统金融，比如，创新债券、绿色债券等，也需要根据创新链、产业链的不同特性进行创新，实现产业链与不同金融资源的有效匹配。因为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环节，风险收益是不一样的。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就是要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金融资产要根据它的收益和风险来进行匹配，同时根据市场功能和政府功能相互匹配来形成合力。一些初创型高新技术企业有大量的风险，限制了传统金融应用。一方面要把这个市场型的科技金融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推动政府在客户市场设定方面发挥具体作用。
要进行一些负面清单的底线管理，激励一些不确定的领域进行积极探索。这就要求在一些创新领域要有监管的容忍度，允许一些新的事物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这些年来，金融监管模式有了很多改革创新，监管的创新还有待深入研究。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974期1版 2025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