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理论创新高端学术研讨会”召开

发布者: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发布时间:2025-11-13浏览次数: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2025年11月8日至9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经济哲学研究分会、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资本理论创新高端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全国40余所重点高校、科研单位、媒体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献华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围绕社会主义资本何以可能、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的根本区别三大议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主题一:社会主义资本何以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的生动实践与制度创新助推社会主义资本的出场。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指出,党和国家对资本的认识经历了根本性转变——从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特有范畴,到深刻把握资本作为市场化配置工具的中性特质,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实现了重要突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招商引资、民营经济崛起等丰富实践,资本在激活生产要素、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得到充分印证。浙江以“小河有水大河满”为旨归的民富路径,正是这一进程的生动缩影。这场系统性探索,不仅回应了“社会主义如何与资本结合”的历史命题,更在实践中开辟出一条以制度理性驾驭资本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追问社会主义资本的历史必然性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郝立新指出,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运行,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方法论立场。这不仅要求把握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属性,也要规制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维度;既要发挥资本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动能,又要引导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从而使资本由单纯的增殖工具,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增进民生福祉的建设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既不简单排斥资本,也不奉行资本至上的逻辑,而是在制度优势与方法论自觉中,构建起“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资本治理体系。

社会主义资本何以可能的答案深植于对资本自否性的辩证把握。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张雄指出,社会主义资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于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增殖的各类资产总称,其核心特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发挥非公有制资本积极作用,并通过制度监管引导资本服务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资本具有深刻的自我否定性,既推动生产力发展,又包含扬弃资本异化的内在要求。理解社会主义资本需贯通三重辩证原则: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突破经典语义局限,重释“剩余价值”等概念的现实意义;二是承认并规范资本异化现象,防止无序扩张与社会失衡;三是辩证处理公有与私有资本关系,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互补共生,使资本成为服务国家战略与民生福祉的建设性力量。

社会主义资本的理论建构亟待突破学科壁垒。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曹东勃指出,建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既要深入研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文本,又要立足中国市场经济的生动实践。这一过程要求跨学科融合,不仅要把握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运行规律,更要洞察其所蕴含的社会关系与文明走向,从而形成整体性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这种学科交融孕育出独特的资本治理智慧:一方面激活资本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引导资本遵循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资本的现实性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资本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于春海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需要借助资本完成工业化转型,这决定了必须突破“资本=资本主义”的传统认知框架,这需要将资本重新定位为中性生产要素,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重塑其社会关系属性,形成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新型资本形态。这意味着构建跨学科研究范式,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业界实践,在“产-学-研-政”一体化框架中探索资本治理新机制。这种立足中国实践的理论创造,为21世纪政治经济学发展注入了中国智慧。

社会主义资本在金融领域的实践彰显其服务实体经济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功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范欣介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的特性与作用,强调资本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也涉及理论、政治与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金融资本从依附产业资本发展到全面主导工业与非生产领域,兼具资本一般规律和金融属性,如高流动性、虚拟性及信用创造功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资本应体现主体性、公有与非公有资本协同、风险防控及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耐心资本的发展为长期投资和技术支撑提供条件。他指出,应通过制度约束与战略投资规范引导金融资本健康发展,使资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提出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日报社原党委副书记周智强认为社会主义资本范畴这一提法在认知层面突破了“资本姓资”的传统教条,完成了从政治禁忌到生产要素的理论跃迁,确立了资本作为中性生产工具的本质属性。在实践维度,思想解放催生了制度创新,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既激活了资本服务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又构建起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治理体系。

(郝云、李秀辉、孙圣民、何萍、刘荣军、范宝舟、毛勒堂、王程、宁殿霞)

社会主义资本的运行基于三重伦理前提的辩证统一。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郝云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伦理前提应从三方面加以明确:其一,资本在生产要素体系中的地位与伦理关系定位;其二,资本与劳动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伦理规则;其三,资本在价值分配环节中的分配正义原则。生产要素的伦理定位不仅确立了资本与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行为准则,也奠定了价值分配的正义基础。这一过程需要在五大关键关系中寻求平衡:数字经济的义利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效率与公平的兼顾、私利化与共同富裕的协调,以及“驾驭资本”与服务现代化的统一。

习俗经济与现代经济的比较研究是提出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重要理论参照。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秀辉认为,习俗经济范式是指经济行为深度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以生存与风险防范为核心动机,并依靠互惠原则维系的经济运行模式。与此相对,现代经济范式则以市场竞争、制度规范和利润最大化为特征,其轴心动力是现代资本的工具理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并非习俗经济范式的历史延伸,而是在现代经济范式框架内,创造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通过在“差序格局”中实现互补,既在亲密关系中保留互惠精神,又在陌生交往中遵循市场规则,从而为社会主义资本范式的创新提供了独特的学理支撑。

主题二: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社会主义资本的方法论意蕴在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圣民以经济学方法论为核心,探讨了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当代中国经济学应在“实践导向”与“分析方法”之间寻找平衡,既不能盲从西方数理模型的技术崇拜,也不能抛弃科学方法的严谨性。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在于以实践为起点,通过演绎、归纳与溯因三种推理互补,形成植根于中国经济实验的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需在继承科学方法的同时,发展能解释自身国情经验的新理论逻辑,避免理论“空转”与经验割裂。社会主义资本的意义在于以实践理性引导知识生产,实现经济学的民族性与普遍性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资本的理论根基与历史逻辑体现于对资本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理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从资本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切入,探讨了社会主义资本的理论基础与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逻辑。她指出,资本运动既遵循普遍规律,又受国家形态、文化传统与发展目标制约,因而具有独特的社会形态。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可借现代资本形式服务人民、推动发展的可能。中国金融改革正是在遵循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以国家为主体、以产业升级与共同富裕为导向的运行模式,展现了社会主义资本的制度优势与文明取向,实现了资本逻辑由逐利积累走向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化。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超越资本逻辑并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本治理范式。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刘荣军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视域出发,必须辩证把握资本的双重属性:既要承认其作为财富创造的生产性功能,又须警惕其盲目扩张的谋利性倾向。这一批判需要正确处理三对核心关系:一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现代社会运转的轴心;二是产业资本与生息资本的关系关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三是资本的国家性与全球性关系观照着发展自主性与国际竞争的协调,以创新21世纪社会主义资本理论,最终实现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资本的健康运行必须依托精神定向与制度保障的协同作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范宝舟从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批判,到韦伯对理性铁笼的警示,再到当代学者对数字资本的分析,都揭示了资本运行必须接受价值引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为社会主义资本确立了根本遵循。这一精神定向需要相应制度支撑才能落地:既要建设基于征信系统的诚信营商环境,将核心价值观嵌入组织运行机制,又要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唯有实现精神引领与制度创新的统一,才能确保资本在追求增值的同时始终服务于人民利益。

批判性理解社会主义资本范畴需要辩证把握资本的三重属性。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毛勒堂认为既要承认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普遍性即增殖性、独立性等资本一般,更要突出社会主义所有制赋予的特殊性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关系,还需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即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价值维度。这一范畴建构的现实意义在于破除“资本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教条,为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提供概念工具。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关键在于对资本性质差异的辩证认知。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程指出,社会主义资本受公有制内涵与社会整体利益导向的约束,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价值逻辑;而资本主义资本则以私有制和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与个体经济主体的收益分配,具有制度赋予的合理合法性,其资本收益的性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占有性收益。王程强调,应在新的历史阶段创新界定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使其成为新质生产力与资本创新、高水平市场经济与世界秩序重构、金融监管与人文价值嵌入的有机统一体。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制度基因对资本形态的根本性塑造。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学院副教授宁殿霞认为必须直面当代中国作为资本研究“典型地点”的时代定位和制度内核,这一制度内核体现为三重规定性: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划定资本运行的生产关系边界,二是新质生产力要求赋予资本创新驱动势能,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资本发展的价值坐标。这种制度建构使资本在服务人民、推动发展、促进公平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了从增殖工具向文明载质的转型。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提出印证了现实对理论重构的迫切需求。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会副总裁孙洪钧站在民营企业家的角度,认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资本深度融入,而近年来的发展困境则与资本流出密切相关,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资本的运行逻辑。理论反思必须突破19世纪批判范式的局限,既要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纯粹市场化逻辑,也要避免回到苏联计划经济的思维窠臼。在实践层面则应在坚持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通过制度创新将资本引导至新质生产力领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持续发展的理论动力。

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作为新型“术语革命”,标志着理论范式的深刻转型。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平成涛认为社会主义资本概念的确立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传统资本叙事的双重超越,主要体现为三重辩证统一:在经济哲学层面实现从个体欲望驱动到国家意志引领的财富动力转型;在政治哲学层面构建人民意志驾驭资本逻辑的权力规制体系;在历史哲学层面确立资本作为迈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环节。这种理论重构既坚持资本作为“带来新价值的价值”的本质规定,又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重塑其社会关系属性,使资本增殖逻辑服从于强国富民的政治目标。

(孙洪钧、平成涛、周露平、薛俊强、熊亮、张炯、陈曲、潘裕文)

主题三:社会主义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资本的文明逻辑体现在以人民为主体、自觉超越资本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露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区别于以资本逻辑为驱动力的西方模式,后者虽依赖工业化、城市化与市场化实现发展,却也因资本主宰而陷入劳动异化与社会失衡的困境。中国道路坚持以人的发展进程突破资本的扩张进程。周露平提出三重逻辑:一是展现人类发展的开放性与创造性的大历史观逻辑;二是追求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逻辑;三是以人为本的“技术—资本”辩证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形成超越资本、以人民为主体、以共富与和谐为旨归的文明新形态。

社会主义资本引导技术走向以人为本、共创发展的文明方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薛俊强指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技术被纳入资本增殖逻辑,强化了劳动异化与人与自然的分离;而社会主义资本应超越这一逻辑,使技术成为促进人的自由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力量。人工智能不仅是技术议题,更关乎人类自我理解与文明形态。借鉴马克思“工业是一本打开人之本质力量的书”的思想与恩格斯关于科学与哲学联盟的论述,薛俊强强调,应从哲学史与技术史的源头重新理解人和技术的统一,确立社会主义资本条件下的技术伦理与文明方向,使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共同发展的社会化器官,而非资本异化的延伸。

耐心资本是社会主义资本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助理研究员熊亮从“耐心资本”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资本创新问题。耐心资本作为一种新型资本形态,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运作的独特逻辑,与资本主义资本追求短期逐利、快速回报不同,它强调长期投资、风险承受与价值创造的平衡,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社会效益的资本理念。耐心资本的出现不仅是国家战略导向的结果,也反映出市场对长期主义的需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应通过发展耐心资本,使资本真正成为服务人民、推动社会持续进步的文明力量。

社会主义资本促进审美多元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炯以“颜值经济”为例探讨社会主义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的区别。颜值经济并非单纯的审美释放,而是资本在身体领域的新型渗透形态,表现为身体的商品化与资本化。通过分析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张炯揭示了医美、美妆、健身、社交媒体等产业如何构成完整的资本循环:生产端以标准化身体为目标,流通端受算法驱动、以颜值量化流量,消费端则以焦虑与自我规训维系需求。颜值经济虽带来悦己体验,却导致主体异化与社会焦虑。社会主义资本应超越资本主义逐利逻辑,引导颜值经济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审美多元,实现资本的社会价值与个体自由的统一。

社会主义资本以集体主义原则重构知识生产。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陈曲从资本逻辑与知识生产关系出发,批判性分析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机制与困境。西方文明以资本增殖为驱动,将自身历史经验抽象为普遍理性,通过技术理性和知识霸权实现全球扩张。资本主义资本的知识生产模式以个体主义、功利主义和线性技术进步观为核心,导致社会异化、生态危机与认知不正义。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资本通过集体主义原则重构知识生产,使知识回归社会实践与公共理性,推动多元文明平等对话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资本帮助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时间秩序。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潘裕文从历史哲学与时间范畴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资本。现代性不仅是生产扩张,更是时间的社会化与再组织。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摆脱“时间服从资本”的逻辑,重构社会发展节奏与尺度,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理论与文明创新问题。潘裕文梳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历史逻辑,指出劳动价值可计量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资本逐利剥削的表现,而非马克思价值理论本身的危机。她强调,马克思的时间批判理论帮助揭示资本对时间的支配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构建新时间秩序与文明形态的理论支撑。

会议闭幕式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康翟主持。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涛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经济哲学分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张雄分别作会议总结。

马涛教授以真诚和激情回顾了中国经济哲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认为自张雄教授创立经济哲学学会以来,该领域已从初创走向成熟,学界影响日益扩大。他希望青年学者能以更宏阔的视野和更强的学术担当,将经济哲学推向更高层次,实现真正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马涛强调经济哲学研究应立足现实国情,回应时代关切,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思想资源,进入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语境之中。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内发展亦面临结构性矛盾与新课题,亟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为指导,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出发,提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马涛教授呼吁青年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直面现实问题、深化制度研究,使经济哲学真正成为引领未来、服务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力量。

张雄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创新”为主题,围绕社会主义资本的生成逻辑与实践特征展开深入讨论,重点讨论了包括关于资本逻辑的反思、社会主义资本框架内公有与私有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资本的历史哲学维度、社会主义资本的收入问题、社会主义资本的本质规定、习俗经济和现代经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认知与批判的思想历程、社会主义资本的国际视野、耐心资本问题、社会主义资本的税收问题等重大现实问题。张雄强调,社会主义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区别应在以下“五对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劳动与资本、公有与私有、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这五对矛盾构成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基本结构。张雄教授最后指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还应从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维度展开,既要揭示资本运行的一般规律,又要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制度优势和时代特征,在批判中建构、在继承中超越,深刻把握社会主义资本的历史必然性、独特本质与运行规律。

(供稿(图):潘裕文、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