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国家纸币的发明，形成了中西方货币制度发展的第一次分流。从明代中叶起，随着政府货币主导权的消退，货币发行逐渐由民间机构主导，货币形态和信用层级多样，形成了一种地域性货币体系，通过记账转账、划拨冲销、信用支付、对账清算、异地汇兑等机制，实现伸缩性的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展。而西方则通过从金银复本位到金本位制的演进及银行制度的发展，逐步形成并强化以银行体系为核心的纸币发行和存款创造货币的方式，构成了中西方货币制度发展的第二次分流。明清至近代时期中国独特的货币制度发展路径和货币文化，高度市场化的多层次货币和短期信贷体系以及多样化的货币和信用工具创新等，导致中西方在货币金融体系动态演进过程中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关于中西方货币制度两次分流的考察，为深入认识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和文明特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1 近代西方的货币制度与货币创造
在经历了早期近代相对不稳定的金银复本位制后，从19世纪起，在国家法律规定下，西方各国相继实行金本位制，并与银行体系结合，形成纸币发行和存款创造信用的货币供给机制。在早期近代欧洲的金银复本位制度下，由商业银行创造银行账户并发行银行券的货币创造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第一，金属铸币价值直接与其贵金属含量挂钩，进而逐步确立了以标准重量和成色的贵金属为基础的货币单位；第二，在实际流通中，“金属货币却因贵金属产量相对低下而受到限制”，由银行券代替铸币行使货币职能；第三，银行券逐渐成为重要的货币和信用创造工具。金本位与银行体系相结合的货币创造机制，是在金银复本位时期货币创造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通过国家法律规定银行准备金的类型及其额度，形成以黄金和政府债券储备为锚的银行券（纸币）发行与信用创造体系。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进程的深入与西方各国央行制度的确立，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简化了国际间的支付和清算流程，增强了国际金本位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这反过来也揭示了西方金本位制国家建立中央银行体系的必然性。
2 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与地域性货币体系的形成
中国古代货币与货币制度较早便呈现出统一的趋势，并逐渐成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象征。在政府逐渐退出货币发行主导地位之后，民间钱庄、票号、银炉等金融组织围绕“虚银两”“虚钱”“期票”“庄票”等单位，构建起账簿信用系统和跨区域的汇兑网络。18世纪末至19世纪，逐步整合形成在较大区域范围内通行的信用货币体系，标志着具有全国整合联动的地域性货币体系正式建立起来。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外国金融资本的侵入、地方政治权力的增强和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中国各地的币制日趋紊乱。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进程举步维艰，始终未能完成全国货币发行的实质性统一，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国家能力的有效发挥。
在地域性货币体系下，各区域市场的货币和信用创造机制可以分为北部边疆与东北地区、华南地区以及长三角与华北地区三种类型。与西方国家早期的复本位和金本位制度不同，中国地域性货币体系下的货币创造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层次：第一，在地域性货币体系下，并非由政府统一铸造与发行货币，而是实现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分散化、多层次的货币供给与信用创造机制；第二，没有明确的国家层级的货币本位制度，但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货币体系逐渐在货币价值稳定性与货币发行及交易成本之间达到均衡；第三，地域性货币体系与民间信用相结合，围绕虚银两和虚钱制度发展出以转账划拨、信用支付、短期信贷以及结算清账等为信用网络的货币和信用创造机制；第四，在地域性货币体系下，集中清算机制可以自发地建立并不断完善。
3 从货币创造看中西方货币制度发展的不同路径
从货币创造的视角来看，中西方货币制度的发展路径在以下两个层面呈现出差异：一是货币制度演进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张形式的演化。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西方经历了政府逐步确立货币主导权的相对连续过程；而中国货币制度的发展则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向。在货币供给和信用扩张形式层面，西方国家围绕银行体系将货币和信用创新逐步延展至金融创新领域；而中国则始终沿着货币和信用创新方向纵深发展。
原文信息：燕红忠,庄砚. 货币创造与中西方货币制度分流[J].中国社会科学,2025(05):18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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