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加强重点基地建设，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技术驱动与地缘政治变化双重影响下，当前国际传播生态复杂，智能传播重构全球信息生态，传播主体结构去中心化，情感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底层操作系统”。我国需要及时把握这些变化，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国际传播机制，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传播效能。
当前智能传播重构全球信息生态。生成式AI深度融入内容生产、算法推荐、情感分析、认知追踪等传播全链条；短视频、直播、VR/AR成为主流传播载体，信息呈现更具具身性、场景化特征；传播方式从单向“灌输”转向多元互动，受众参与意义共建与情感共鸣。传播权力正从“专业机构”转向“全民可及”，传播资源、话语权与影响力的分配方式被重塑，由技术架构、数据资源、算法能力主导的全新传播权力格局正在形成。生成式AI赋能国际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传播生态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以及新的权力博弈。
借助AI，UGC（用户生成内容）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企业、NGO、意见领袖等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提升。从国际传播秩序上看，虽然“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局势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但全球南方媒体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贫困/冲突/被动”单一叙事，以建设性、发展性视角重构新闻框架，聚焦本土自主发展、南南合作与底层赋权，推动国际传播从“北方定义”向“南方自主发声”、从“西方中心”向“多元中心”转变，同时，也给国际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除了传播主体发生变化外，更适配社交媒体生态的情感化叙事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底层操作系统”。情感化叙事以“对话”替代“独白”，“高情感浓度、强互动性”，以亲情、尊严、发展渴望等情感为支点，通过生活化场景、个体视角，消除“文化他者”的刻板，从而突破认知壁垒、降低文化折扣、激活受众参与，形成二次传播。
在此背景下，面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围绕技术赋能、主体协同、叙事创新三大方向，构建适配当前国际传播新特点的国际传播机制，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第一，构建智能传播新基建，抢占数字高地。
生成式AI技术大模型正在构建国际传播的新型传播权力网络，其核心逻辑是“技术赋权”取代“机构赋权”、“多元共治”取代“单向主导”。这既为传播权利公平化、信息沟通透明化、反对精神殖民和思想征服提供了非西方的技术进路，也带来了新的权力博弈，掌握大模型技术、数据、技术标准的国家和平台，将在国际传播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因此，我国必须加速布局自主可控的大模型，争夺新型传播权力网络的主导权；参与、引领新一轮全球数字技术变革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探索一条超越西方技术殖民霸权逻辑、改变世界信息流通旧格局的新现实通道。
一方面打造人机协同、精准高效的智能内容生产、智能分发、智能效果评估的传播技术体系。例如：开发多语种生成式AI创作平台、建设跨语种知识库与文化符号数据库等，提升国际适配度；优化算法推荐系统，构建多平台协同的海外社交媒体矩阵，提升内容触达率与互动性；加强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全球覆盖与数据安全；建立实时传播效果监测平台，开发跨文化传播效能评估模型，实现“效果—反馈—优化”闭环，提升传播精准度。
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争取国际传播的主动权。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算法逻辑、伦理规范是一种隐性传播权力。谁掌握大模型的技术标准，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定义“内容的合理性”“叙事的合法性”。因此，我国要积极参与制定涵盖算法透明性、隐私保护、伦理约束等领域的全球性标准和规范，参与模型训练、评估与流通规则制定，参与AI国际传播伦理规范的制订，推动全球传播技术标准对话，保障文化多样性，为避免人工智能发展进一步加剧全球传播的不平等贡献中国智慧，进而保证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主动权。
第二，构建主体协同传播机制，形成国内国外联动合力。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民间创作者、智库、高校、跨国企业、海外社群等成为国际传播领域不容忽视的力量。议程设置权力，则部分转移到掌握算法模型与用户数据的平台方手中，不再依赖媒体的“权威背书”，而是基于数据驱动的“受众匹配度”，形成了“算法赋权”的新型权力节点。在此背景下，建构多元主体协同的国际传播机制尤为迫切。
一方面，打破传统“单一官方主导”的传播模式，构建“国家—地方—社会”协同传播机制。国家层面统筹国际传播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向；地方层面依托地域优势，打造差异化传播内容；社会层面以“非官方”身份、更具生活化、个性化特征的内容，实现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三者分工协作，形成“上下联动、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传播，提升国际传播的精准度与公信力。国家和地方层面可通过设立扶持基金、搭建孵化平台，引导社会主体的创作方向。
另一方面，深化国际合作，包括全球南方合作以及国际组织、海外高校、行业协会、智库合作等。例如，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建跨区域智能传播联盟，减少对西方媒介渠道依赖；开展媒体技术与人才培训合作，共享技术标准，提升南方国家传播能力等。通过与国际组织、海外高校、行业协会、智库合作，发布中立研究成果，邀请全球知名专家、企业家参与中国议题讨论等，向世界提供“他者视角”，提升国际传播的说服力。
第三，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运用情感化叙事策略，讲好中国故事。
无论是从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偏好，还是从国际传播策略创新的角度看，情感化叙事有助于提升传播效能，其核心是用共通的价值与情感，包裹中国实践与主张。
一方面，做好叙事模式创新和话语体系转换。打造“以个体为中心、以情感为纽带、以价值为内核”的小切口、大主题、易共鸣的叙事模式，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共情”、从“信息传递”到“价值认同”的转变；叙事话语体系摆脱“官方化、宏大化、说教式”的传统话语，多用短句、对话式语言，融入目标受众的日常表达习惯，融入亲情、家园等情感；打造“数字文化符号”，适配Z世代传播偏好，优先采用短视频、Vlog、VR/AR等可视化形式传递情感，提升中华文明的跨文化传播穿透力。
另一方面，情感化叙事必须守住“理性锚点”，坚守真实性优先原则，避免虚构或过度煽情，以真实个体、具体案例为基础，遵循价值适配和议题平衡原则，同时融入本土文化，降低“文化折扣”，兼顾建设性叙事，报道发展成就时不回避挑战，以“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发展解决”的逻辑增强说服力。
当然，技术赋能、主体协同、叙事创新三大方向并非割裂，而是相互勾连。AI技术为多元主体提供内容创作工具，用大数据分析受众情感偏好，进而指导叙事策略优化；多元主体为技术应用提供场景，民间主体增强情感叙事的可信度；情感化叙事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创作，形成良性循环。构建“技术赋能—主体协同—叙事创新”联动机制，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占据主动，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进而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开放包容的全球传播新秩序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新闻与社会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2026年1月13日 08版专题）
